从事科研工作的这些年，武汉工程大学节能材料与膜技术研究所所长徐慢教授就一直攥着这样一只“股票”：不论他所在的科研团队攻破多少技术难题、获得多少项技术发明专利，大家只是将这些成果用来写写论文、申报课题，或是应对职称评审，对成果转化考虑较少。

  2015年3月，我们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大幕开启，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从现行不低于20%提高到不低于50%，鼓励构建以企业为主导、产学研合作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到2016年年初优化学术环境、减少直接干预科研创新和学术活动。一系列政策红利，将极大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

  刚刚过去的2015年，徐慢所在的科研团队研发出的碳化硅陶瓷膜新材料，能使过滤网在高腐蚀性、易沉积等环境下仍旧能有效滤掉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该技术估价为1500万元。按照湖北省出台的科技成果转化“黄金十条”中“研发团队可获70%至99%的转化收益”规定，徐慢与校方最终达成了他所在团队拥有90%收益率的协议。

  徐慢的幸运，其实与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步伐息息相关。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日前在北大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说，“十三五”的根本问题是动力机制的转化问题。而新的动力机制来自创新，一种原因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创新，另一方面是科技创新。

  然而，徐慢们幸福的背后，无法遮蔽曾经历过的那些痛苦的煎熬。40多个部门和单位管着100多个科技计划，几乎每个科学技术人员都有过“四处烧香”、多头申报的遭遇。对于科学技术创新链上日益凸显的各种“堵点”问题，处在学术圈的徐慢们更是感同身受：多年来，一边是高校和科研院所购置的大量科研仪器设施躺在实验室“睡大觉”，另一边是研发需求旺盛的企业难以共享这些设备；各种审批程序烦琐、股权激励无法落实，使大量科技成果难以转化。

  从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围绕理顺科学技术创新体制，中央、国务院先后就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及优化学术环境等问题，密集打出的一套“组合拳”，在系统革除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创新体制沉疴的同时，给一直坐冷板凳的徐慢们提高的不只是“体感温度”。

  在刚刚落幕的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上，教育部在2016年的重点任务中提出，要深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改革，建立专业的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机制；要深入推动科技评价改革，系统调整教育部高校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社科基地评估导向和办法，将年度状态监测和专家评估相结合，更看重实际贡献和创新质量。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王延觉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高度，将高校科技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概括为“聚焦需求、提高效益”8个字。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今后高校一定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引导科研活动和人才教育培训更看重基础研究和前沿突破，更加聚焦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求，通过调整完善科研管理方式，将科研由过去“调动千军万马拿项目、发论文”转向“既充分调动个体积极性又加强有组织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建设”，提高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益。

  任何时代，都需要情怀。任何改革，都需要在时代的坐标系上找准制度文明的坐标。新的一年，科学技术创新体制改革释放的政策红利，或许会给答对了改革选择题的徐慢们带去更多意想不到的现实获得感。